正对大门的这幢旧式的两层木楼就是当年《救亡日报》的编辑部
（当年救亡日报的接待室）
（参观者在仔细浏览旧址里的展板）
在繁华的桂林市中心，太平路4号，一幢旧式的两层木质建筑十分引人注目。它掩藏于被粉饰一新却透着斑驳痕迹的白色围墙里，与周围的市井生活环境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只因门口立着的醒目的碑牌———救亡日报旧址，让这幢写满历史沧桑的旧楼每天迎接着许多或近或远的参观者。
时光回溯到70年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中催生的《救亡日报》反映民众心声，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份报纸由创办地上海辗转到广州，再到桂林，颠沛流离，最终又回到上海，被逼上了“绝路”，但它的进步影响，它对反动势力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的斗争，却永存于现代文化史中。
《救亡日报》在桂林，在当时抗日文化的重要阵地的短短两年时间，以社长郭沫若、主编夏衍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文人，以笔为枪，用文字的力量唤起了民众抗战救亡的觉醒。
70多年后的今天，救亡日报旧址依然安静地矗立在桂林的闹市之中。一直以来，桂林人将其作为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重要教育基地。尤其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实施“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战略，救亡日报旧址被复原修缮和整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救亡日报》的诞生———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国之存亡，民族之兴亡！”70多年前，就在国家危难时，《救亡日报》应运而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配合军事抵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救亡日报》名义上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参加人员并不热心，所以实际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社长由郭沫若担任，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派出的总编辑是夏衍。
三个月后，随着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之后，社长郭沫若决定在广州恢复《救亡日报》，希望这份报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
郭沫若在复刊致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中写道：“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敌人不灭，祖国无由复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朋友们，起来！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砖块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 ”
在《救亡日报》这个阵地中，无数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以赤诚的爱国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
1938年5月以后，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广州，《救亡日报》的阵营里，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两位编办人员主动离开了报社。从此，只有那些坚持办报的革命文化人士在不畏艰难中继续出版报纸。直到广州被日军包围，报社才做出撤退的决定。突围之中，报社受到很大的损失，待撤到桂林时，工作人员已不足20人。
《救亡日报》在桂林———为全面抗战“摇旗呐喊”
1938年11月，夏衍根据形势并依照上级安排，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经肇庆、柳州，最终到达桂林。
到达桂林后，《救亡日报》的复刊过程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复刊需要经费，想方设法筹集经费成了报社的第一件大事。夏衍到桂林后，立即赴长沙找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夏衍又经广州赴香港，通过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款项中获得了1500元港币的办报经费。
也正是这个时候，郭沫若社长派翰笙、程步高到香港购买交通工具和国内紧缺的文化用品。夏衍从他们口中得知，周恩来途经桂林时，曾和郭沫若见过李宗仁、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请他们给予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用。因此，《救亡日报》就和当时的《广西日报》《扫荡报》一样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国难当头之时，《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如阳太阳的《关于抗战画展》、江子美的《新绘画的展望》、李仲融的《从〈虎爷〉演出谈音乐运动》、林林的《关于〈江汉渔歌〉》、林焕平的《看戏谈》等。一些文章还指出，某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戏曲风花雪月、封建迷信色彩过多，与抗战形势相距甚远，强调一切文艺创作都要突出爱国抗日的主题，否则将受到群众的唾弃。
夏衍还邀请当时在桂林的诗人艾青主持《救亡日报》副刊，使副刊办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救亡日报》版面八开，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为它写稿。除了时事消息，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诗文学》等。这些副刊的轮流推出，加上其他版面的专栏文章，使《救亡日报》成为西南地区读者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之一。
《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来了个“先发制人”，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
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讯稿。为了不伤情面，他先将它安放于头版头条，然后与往日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拿到新闻检查所“送审”，“送审”完毕后便把头条的“中央社”电讯稿撤掉。这一天，除《救亡日报》令人惊奇地开了个大“天窗”外，桂林各报都刊登了“中央社”对“皖南事变”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军委命令”，全城哗然！
除报社编辑和印刷工人带出几十份报纸之外，当天其余的《救亡日报》被国民党中统和新闻检查所扣押。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查封了《救亡日报》。这张在抗日救亡中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多次组织支前义卖，广泛传播革命真理的报纸，从此结束了它在桂林的战斗生涯。
夏衍在撰写《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的十二个人，而在两年后被迫停刊的时候，却有了一支近五十人的队伍。都是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读者，爱国华侨和无酬地为我们撰稿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血凝结起来的。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几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桂林著名抗战文化研究专家魏华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评价《救亡日报》———
它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得到了有力的传播，鼓舞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决定和信心，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时期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
据魏老介绍，以前《救亡日报》就是文化人办的报纸，经费困难，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很多作者还是乐于为它写稿。这彰显了当时的爱国文人抗日救亡的决心和信念。
昔日旧址重现“魅力”———桂林抗战文化大放异彩
采访中，桂林多位研究抗战文化的专家都分析说，抗战时期，《救亡日报》之所以选择在桂林复刊，这与当时桂林高涨的抗战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翻开桂林抗战文化的厚重历史，从1938年至1944年间，桂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据悉，当时汇聚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无数优秀文化人的到来，为桂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桂林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们为抗战呐喊、讴歌，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对当时的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有20余种，开设的出版社、书店达220多家。而《救亡日报》正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穿越历史的烽烟，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如何挖掘与保护“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桂林文化符号，并赋予鲜活的时代意义，成为了桂林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早在1984年，救亡日报旧址就被列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多次沟通，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旧址进行修缮。
2014年，市委、市政府将“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重要战略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个指导思想，并有侧重地对桂林的历史文物进行有步骤的收集、挖掘和整理。而一直深藏于闹市的救亡日报旧址也被列入复原陈列的计划之内。
2016年，在经过前期精心准备之后，救亡日报旧址的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工作正式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7年7月1日，救亡日报旧址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我市又一处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参观游览景点。
采访中，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人士介绍，作为我市“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重要举措的成果之一，救亡日报旧址复原和整理后重新开放，为增强桂林人的文化自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以及桂林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当人们走进位于太平路4号的这个别致小院，除了可以看到当时报社的编辑室、休息室、接待室、阅览室等“原貌”外，还能看到陈列柜里展示的当时报社工作人员用于工作的电话、水壶等物品。墙壁上挂有郭沫若、夏衍、杨朔等名人的照片，以及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徐特立等名人为《救亡日报》所作的题词。
踩着斑驳的石板路，踏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触摸一张张承载历史故事的旧报纸、老照片……曾经激昂的“呐喊声”仿佛再次回响耳边。（文章转载自2019年4月23日桂林日报）
时光回溯到70年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中催生的《救亡日报》反映民众心声，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份报纸由创办地上海辗转到广州，再到桂林，颠沛流离，最终又回到上海，被逼上了“绝路”，但它的进步影响，它对反动势力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的斗争，却永存于现代文化史中。
《救亡日报》在桂林，在当时抗日文化的重要阵地的短短两年时间，以社长郭沫若、主编夏衍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文人，以笔为枪，用文字的力量唤起了民众抗战救亡的觉醒。
70多年后的今天，救亡日报旧址依然安静地矗立在桂林的闹市之中。一直以来，桂林人将其作为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重要教育基地。尤其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实施“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战略，救亡日报旧址被复原修缮和整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救亡日报》的诞生———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国之存亡，民族之兴亡！”70多年前，就在国家危难时，《救亡日报》应运而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配合军事抵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救亡日报》名义上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参加人员并不热心，所以实际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社长由郭沫若担任，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派出的总编辑是夏衍。
三个月后，随着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之后，社长郭沫若决定在广州恢复《救亡日报》，希望这份报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
郭沫若在复刊致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中写道：“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敌人不灭，祖国无由复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朋友们，起来！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砖块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 ”
在《救亡日报》这个阵地中，无数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把热血洒在纸上，以赤诚的爱国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
1938年5月以后，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广州，《救亡日报》的阵营里，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两位编办人员主动离开了报社。从此，只有那些坚持办报的革命文化人士在不畏艰难中继续出版报纸。直到广州被日军包围，报社才做出撤退的决定。突围之中，报社受到很大的损失，待撤到桂林时，工作人员已不足20人。
《救亡日报》在桂林———为全面抗战“摇旗呐喊”
1938年11月，夏衍根据形势并依照上级安排，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经肇庆、柳州，最终到达桂林。
到达桂林后，《救亡日报》的复刊过程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复刊需要经费，想方设法筹集经费成了报社的第一件大事。夏衍到桂林后，立即赴长沙找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夏衍又经广州赴香港，通过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款项中获得了1500元港币的办报经费。
也正是这个时候，郭沫若社长派翰笙、程步高到香港购买交通工具和国内紧缺的文化用品。夏衍从他们口中得知，周恩来途经桂林时，曾和郭沫若见过李宗仁、白崇禧，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请他们给予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用。因此，《救亡日报》就和当时的《广西日报》《扫荡报》一样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国难当头之时，《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如阳太阳的《关于抗战画展》、江子美的《新绘画的展望》、李仲融的《从〈虎爷〉演出谈音乐运动》、林林的《关于〈江汉渔歌〉》、林焕平的《看戏谈》等。一些文章还指出，某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戏曲风花雪月、封建迷信色彩过多，与抗战形势相距甚远，强调一切文艺创作都要突出爱国抗日的主题，否则将受到群众的唾弃。
夏衍还邀请当时在桂林的诗人艾青主持《救亡日报》副刊，使副刊办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救亡日报》版面八开，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为它写稿。除了时事消息，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诗文学》等。这些副刊的轮流推出，加上其他版面的专栏文章，使《救亡日报》成为西南地区读者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之一。
《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来了个“先发制人”，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
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讯稿。为了不伤情面，他先将它安放于头版头条，然后与往日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拿到新闻检查所“送审”，“送审”完毕后便把头条的“中央社”电讯稿撤掉。这一天，除《救亡日报》令人惊奇地开了个大“天窗”外，桂林各报都刊登了“中央社”对“皖南事变”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军委命令”，全城哗然！
除报社编辑和印刷工人带出几十份报纸之外，当天其余的《救亡日报》被国民党中统和新闻检查所扣押。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查封了《救亡日报》。这张在抗日救亡中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多次组织支前义卖，广泛传播革命真理的报纸，从此结束了它在桂林的战斗生涯。
夏衍在撰写《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的十二个人，而在两年后被迫停刊的时候，却有了一支近五十人的队伍。都是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读者，爱国华侨和无酬地为我们撰稿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血凝结起来的。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几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桂林著名抗战文化研究专家魏华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评价《救亡日报》———
它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得到了有力的传播，鼓舞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决定和信心，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时期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
据魏老介绍，以前《救亡日报》就是文化人办的报纸，经费困难，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很多作者还是乐于为它写稿。这彰显了当时的爱国文人抗日救亡的决心和信念。
昔日旧址重现“魅力”———桂林抗战文化大放异彩
采访中，桂林多位研究抗战文化的专家都分析说，抗战时期，《救亡日报》之所以选择在桂林复刊，这与当时桂林高涨的抗战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翻开桂林抗战文化的厚重历史，从1938年至1944年间，桂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据悉，当时汇聚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无数优秀文化人的到来，为桂林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桂林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们为抗战呐喊、讴歌，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对当时的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有20余种，开设的出版社、书店达220多家。而《救亡日报》正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穿越历史的烽烟，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如何挖掘与保护“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桂林文化符号，并赋予鲜活的时代意义，成为了桂林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早在1984年，救亡日报旧址就被列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多次沟通，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旧址进行修缮。
2014年，市委、市政府将“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重要战略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个指导思想，并有侧重地对桂林的历史文物进行有步骤的收集、挖掘和整理。而一直深藏于闹市的救亡日报旧址也被列入复原陈列的计划之内。
2016年，在经过前期精心准备之后，救亡日报旧址的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工作正式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7年7月1日，救亡日报旧址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我市又一处以文化抗战为主题的参观游览景点。
采访中，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人士介绍，作为我市“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重要举措的成果之一，救亡日报旧址复原和整理后重新开放，为增强桂林人的文化自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以及桂林红色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当人们走进位于太平路4号的这个别致小院，除了可以看到当时报社的编辑室、休息室、接待室、阅览室等“原貌”外，还能看到陈列柜里展示的当时报社工作人员用于工作的电话、水壶等物品。墙壁上挂有郭沫若、夏衍、杨朔等名人的照片，以及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徐特立等名人为《救亡日报》所作的题词。
踩着斑驳的石板路，踏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触摸一张张承载历史故事的旧报纸、老照片……曾经激昂的“呐喊声”仿佛再次回响耳边。（文章转载自2019年4月23日桂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