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坚守“阵地”，山水间激荡抗日“呐喊”
桂林日报 2021年03月25日
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社旧址。
《救亡日报》老报纸（翻拍）。
《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
现如今的救亡日报旧址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图为3月24日，秀峰区秀峰街道中心广场社区党委组织辖区党员和群众在此开展“学党史，忆初心”主题党日活动。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记者张苑 文/摄
位于桂林城中心的太平路4号，有一个白色围墙圈起的小院。院里有一幢旧式的两层木质小楼，小楼正对大门的左右两根立柱上镌刻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两句口号。这一切与周围喧闹的市井生活显得格格不入——这里就是抗战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救亡日报社旧址。现在这里免费向公众开放。小楼的房间和走廊里展示着抗战年代的旧物件、旧照片，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份报纸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短短几年时间里，《救亡日报》由创办地上海辗转到广州、桂林，后又回到上海，最终被逼上“绝路”。然而，它的进步影响，它对反动势力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的斗争，却长存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中。
1939年1月—1941年3月，《救亡日报》在桂林办报虽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社长郭沫若、主编夏衍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文人以笔为枪，用文字的力量唤起了民众抗日救亡的觉醒。
《救亡日报》的诞生
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乃至海外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配合军事抵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决定由爱国进步人士郭沫若担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派出的总编辑是夏衍。
据史料记载，《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之时，专业记者仅有3人，编委会成员30人，皆是当时响当当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巴金、王芸生、茅盾、柯灵、胡愈之、邹韬奋、郑振铎，等等。当时资金匮乏、条件艰苦，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团结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把这份报纸坚持办了下来。记者编辑们以笔为枪，将满腔热血洒于纸上。夏衍主持笔政期间，每天1篇社论，累计发了450余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见解独到，自成一体，颇受读者欢迎。报纸日发行量1000份以上，最高时3500多份，影响及于西南、华南各省乃至海外。
翻开1937年9月30日的《救亡日报》，头版头条赫然推出了特刊——《第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记详》，并配有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的照片。文中这样写道：“自第八路军在平型关大胜以后，北方战局，为之一变。捷报陆续传来，已引起全世界各方面之极大注意……”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就在《救亡日报》创刊不到三个月，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郭沫若、夏衍等人在一户居民家的小房间里仍然坚持办报10天。同年11月22日，《救亡日报》出版了“沪版终刊号”，发表了郭沫若撰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撰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向上海人民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与上海同胞再见之时！”
不久，《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1938年5月以后，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广州，《救亡日报》的阵营里，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两位编办人员主动离开了报社。从此，只有那些坚持办报的革命文化人士不畏艰难，继续出版报纸。直到广州被日军包围，报社才做出撤退的决定。突围之中，报社受到很大的损失，待撤到桂林时，工作人员已不足20人。
《救亡日报》在桂林
山水间迸发“抗战呐喊”
1938年11月，夏衍根据形势并依照上级安排，带领救亡日报社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经肇庆、柳州，最终到达桂林。
当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云集了大量文化人士，并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桂林的文化抗战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记者通过走访桂林市党史研究室，翻阅《中国共产党桂林历史》《丰碑》等史料书籍，寻找当年的报纸，重拾《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激情故事——
刚到桂林时，《救亡日报》在复刊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复刊需要经费，想方设法筹集经费成了报社的第一件大事。夏衍到桂林后，立即赴长沙找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夏衍又经广州赴香港，通过海外华侨获取了部分办报经费。也正是这个时候，周恩来途经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交谈时谈到《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请他们给予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表示欢迎，而且答应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用。于是，《救亡日报》就和当时的《广西日报》《扫荡报》一样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在周恩来、夏衍等多位共产党人的努力下，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救亡日报》复刊后，周恩来到桂林时曾对《救亡日报》作出指示：办报的总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要办出独特风格，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
国难当头，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如阳太阳的《关于抗战画展》、江子美的《新绘画的展望》、李仲融的《从〈虎爷〉演出谈音乐运动》、林林的《关于〈江汉渔歌〉》、林焕平的《看戏谈》等。一些文章还指出，某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戏曲风花雪月、封建迷信色彩过多，与抗战形势相距甚远，强调一切文艺创作都要突出爱国抗日的主题，否则将受到群众的唾弃。不仅如此，夏衍还邀请当时在桂林的诗人艾青主持《救亡日报》副刊，使副刊办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救亡日报》为四开四版，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来投稿。除了时事消息外，副刊类的专栏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诗文学》等。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在黑暗的岩洞里，工人们工作只能借助烛光，但他们夜以继日，坚持每天印刷3000多份报纸。这些报纸除在桂林发售外，还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和广东等地，为许多爱国志士输送了难得的“精神食粮”。
《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先发制人”。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
夏衍总编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电讯稿。为了不伤情面，他先将电讯稿安放于头版头条，然后与往日一样，不动声色地连同其他稿件一起拿到新闻检查所“送审”，“送审”完毕后便把头条的“中央社”电讯稿撤掉——这就是《救亡日报》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天窗事件”。这一天，除《救亡日报》令人惊奇地开了个大“天窗”外，桂林各报都刊登了“中央社”对“皖南事变”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军委命令”，全城哗然。于是，除报社编辑和印刷工人带出几十份报纸之外，当天其余《救亡日报》都被国民党中统和新闻检查所扣押。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查封了《救亡日报》。这份在抗日救亡中积极宣传发动群众，多次组织支前义卖，广泛传播革命真理的报纸，自此结束了它在桂林的“战斗生涯”。
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被迫停刊。
夏衍在他撰写的《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的十二个人，而在两年后被迫停刊的时候，却有了一支近五十人的队伍。都是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读者，爱国华侨和无酬地为我们撰稿的文化界人士的心血凝结起来的。在回忆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几度困难中支持过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桂林著名抗战文化研究专家魏华龄这样评价《救亡日报》的重要作用——
“它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得到了有力的传播，鼓舞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决心和信心，也有力推动了抗战时期桂林的进步文化运动。”据魏老介绍，以前救亡日报经费困难，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很多作者还是乐于为它写稿。这彰显了当时的爱国文人抗日救亡的决心和信念。
保护与挖掘
让红色旧址焕发新魅力
以《救亡日报》为阵地，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桂林山水间激荡起了全面抗战的坚强力量。《救亡日报》在桂林的两年时间里，不仅报纸是共产党的宣传阵地，报社还是在桂进步文化人士聚会、议事的重要场所。在宣传全面抗战、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救亡日报旧址被桂林人很好地保存下来。为了让人们铭记救亡日报的光辉业绩，让红色精神在青山绿水间传承永续，1984年3月，救亡日报旧址被列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桂林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何挖掘与保护包括救亡日报社旧址在内的红色遗迹，并赋予鲜活的时代意义，成为了桂林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
2011年，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使用单位多次沟通，按“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旧址进行修缮。
2014年，市委、市政府将“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重要战略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一个指导思想，并有侧重地对桂林的历史文物进行有步骤的收集、挖掘和整理。而一直深藏于闹市的救亡日报社旧址也被列入复原陈列的计划内。
2016年，在经过前期精心准备之后，救亡日报社旧址的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工作正式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7年7月1日，救亡日报社旧址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桂林市又一处以抗战文化为主题的参观游览景点，为增强桂林人的文化自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并对桂林红色旅游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当人们走进位于太平路4号的这个别致小院，除了可以看到当时报社的编辑室、休息室、接待室、阅览室等“原貌”外，还能看到陈列柜里展示的当时报社工作人员用于工作的电话、水壶等物品。墙壁上挂有郭沫若、夏衍、杨朔等文化名人的照片，以及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徐特立等革命家为《救亡日报》所作的题词。踩着院子里斑驳的青砖，踏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读过一张张承载历史故事的旧报纸、老照片……那些曾经激昂的“呐喊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