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战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中，无数英雄豪杰挺身而出，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其中，隐蔽战线的英雄也功不可没，我的爷爷李克农，便是一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以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在统一战线和秘密情报组织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前，爷爷全程参与了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促成张学良同意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成功“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和周恩来、叶剑英同赴西安，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后，爷爷受党中央委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相继创建了八路军办事处，完成了很多紧急而繁重的任务。本文介绍的便是他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工作时期的一段经历。
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爷爷安排好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离的事项后，和叶剑英、刘志坚、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等7人撤退到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南京办事处合并，统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钱之光任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爷爷任长江局秘书长，协助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同时主管长江局的情报工作，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工作十分繁忙。
1938年10月，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武汉危在旦夕。按照中央指示，爷爷带领办事处100多名同志，从武汉撤退，经长沙，于11月20日辗转到达桂林，成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爷爷担任处长，领导办事处工作并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当时的桂林“八办”实际上是三位一体，同时也是南方局桂林通讯处和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负责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同时做国民党桂系和广大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
李克农
爷爷一到桂林，就开展争取桂系坚持抗战的工作，拜会了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他们谈得很融洽，黄旭初认为爷爷坦诚待他，可以相交。后来，爷爷又会见了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并和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也维护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为桂林“八办”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外景图
此时的桂林，抗日文化活动空前繁荣，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于此，这里成了抗日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茅盾、郭沫若、徐悲鸿、田汉、夏衍、范长江等文化名人都曾到过桂林。当时，桂林的出版社和书店多达120 多家，抗日剧团有 20 多个，报纸有五六家，如《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爷爷还亲自编写了《坚持抗日不投降》《反左右倾》《日寇暴行》等剧本，并组织办事处的同志成立宣传演出队伍，上街演出，他自己也参与活报剧演出。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不仅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其政治影响更是波及全国，在全国树立了一面抗日文化的旗帜。
二
爷爷作为我党情报战线的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他精心部署收集南方地区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众多地下工作情报网，为党中央在抗战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和广西桂系上层的关系很好，并通过谢和庚、刘仲容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进行统战工作。谢和庚是我党派到广西的秘密党员，爷爷对他应如何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还为他出谋划策。谢和庚为白崇禧起草的一万多字建议书《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就是在周恩来和爷爷的帮助下修改完成的，并由白崇禧交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对这份建议书十分重视，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通过这一契机，谢和庚深得白崇禧信任，升任白崇禧的上校机要秘书，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此后，爷爷又挑选了中共的老朋友、爱国民主人士、桂系亲信刘仲容作为与谢和庚之间的联系人，负责秘密联络工作。李宗仁对刘仲容也很赏识，派他作为桂系代表，与共产党和东北军、西北军联系，因此他取得了与我党联系的合法身份。爷爷指导刘仲容打入李宗仁身边工作，后来他成为桂林行营的参议。通过这两条渠道，我党取得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大量机要情报，为党中央在抗日战争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当时建立的这些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撒下的种子，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开花结果，对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桂林“八办”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筹集和转运军用物资。大到汽车、汽油、医疗器械、通讯设备，小到棉衣、棉被等物资，都要通过桂林“八办”输送到抗日根据地。为此，桂林“八办”专门设立了交通运输科，科长是龙飞虎。在物资筹集和转运过程中，面临着很多艰难险阻。运输途中经常遭遇日军轰炸，国民党军队也时常进行阻扰，但办事处的同志毫不退缩，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一次次胜利完成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比如1939 年，爷爷了解到国民党柳州军需库运到大批军毯，便派龙潜和李中伯前去多次交涉，最终领到两万条军毯并运到了新四军手中。在转送物资的同时，还有800多名进步青年和海外华侨也通过桂林“八办”被输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在路莫村，李克农向南洋华侨代表黄光明回赠“祖国先锋”锦旗。
我的父亲李伦11岁就跟随爷爷奶奶到了桂林“八办”。因为年龄小，又无法上学，1939年初，他当了勤务兵，负责搞卫生、打开水，和勤务班战士住在一起，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元津贴。
办事处的电台部分工作人员在路莫村电台室（照片最右者为李伦）
后来，父亲到电台学习报务。当时申光是电台的领导人，教父亲和王励生学习发报，学习了两个月就正式参加电台值班。那时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父亲一直都记忆犹新：他在武汉办事处时，因为爷爷很忙，没时间管他，他就在办事处楼上楼下到处转悠，玩累了就找个地方睡觉。有一次，他在武汉办事处首任处长李涛的床上睡着了，李涛是个大胖子，一张床睡不了两个人，就开玩笑说父亲占了他的床是侵略行为，这不是和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吗？叶剑英听说这事后，给他起了个“小日本”的外号，后来就没人叫他大名了，都叫他“小日本”。父亲虽然极力反驳，但到桂林“八办”后，大家还是这样叫他。
当时越南共产党人胡志明在办事处工作，任文化教员，化名胡光。父亲经常跟胡志明学识字、学唱歌、学文化。后来胡志明就给他出主意说，“小日本”这个名字不好听，你要在墙报上写个声明说日本是侵略者，不要让大家叫你“小日本”。于是他按胡志明的办法，写了一个声明贴在墙报上，结果适得其反，“小日本”这个外号的名声更大了。胡志明也无可奈何地说，看来这个办法不行了。后来办事处演活报剧，让父亲扮演一名日军，这回就真成“小日本”了！到延安后，邓颖超、廖承志、叶剑英等见到爷爷，还总问你们家“小日本”怎么样了。
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严峻考验。由于爷爷与国民党部分上层关系良好，李济深派人送来亲笔信，信中写道“清洗桂林，克农快走”，提醒爷爷尽快撤离。于是，中央决定撤销桂林“八办”，爷爷在安排好所有善后事宜后，最后和十几个工作人员及一个警卫班一同撤离。撤退前，爷爷考虑把桂林的中心电台转移到香港，以便在办事处撤销后，党中央能继续与南方党组织及抗日根据地进行电讯联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为此，他派申光离开桂林赴香港建立了转报站。
在从桂林撤往重庆的途中，爷爷一行遭遇了国民党的多次刁难。后来，他们遇到一个国民党军上校要搭车，原来这个上校误将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八路军按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军团）当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爷爷将计就计，让他上车，并一路与他聊天。路上所有关卡，均由这位上校出面交涉，爷爷等人遂得以顺利到达重庆，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热烈欢迎。爷爷自豪地说：“林蔚（蒋介石在广西的亲信）难不住我们，是李济深礼送出境的。”
在这次撤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爷爷终生遗憾。他喜欢照相，用徕卡照相机拍摄了很多红军长征时期的照片，因害怕照片在撤退时被国民党扣下，就让先期撤离的同志将照片带到贵阳交通站代为保存。不幸的是，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工作人员全都被抓走了，照片也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多次设法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桂林“八办”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段历史将永远载入抗日战争的史册中。而爷爷在桂林“八办”的卓越贡献，亦会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李靖
转自《党史纵览》杂志第8期
